杨绛去世为何引发毁誉之争?

作者:贝斯特全球最奢华平台

  ]当时李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

  5月25日凌晨,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由此引发的悼念、追忆乃至因评价钱锺书杨绛夫妇而产生的争论,成为上周最大的舆论热点。

  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既有铺天盖地的悼念中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硬被说成出自杨绛之手,由此引来更熟悉文本者的澄清;也有当年相识者的旧文“二次传播”展开新一轮温馨缅怀;更有陈年旧账被翻出,以求呈现当事人更多面、完整的形象……而最具火药味的论战则围绕钱杨两位究竟是“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的定位之争。

  早年和钱杨接触过的老一辈学人的旧文,字里行间相对温和公允。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诗人杨宪益之前撰写的《回忆钱锺书兄》一文认为:其实锺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

  杨文当年就指出,钱锺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1998年钱锺书去世之际,余英时写了《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他认为钱锺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锺书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为: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余英时认为这是钱的“咏怀诗”。

  2007年余英时在某次采访中进一步明确:“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上周最新出炉的评论文章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财新网发表的《我看伉俪》一文,广为传播。他提到余英时先生以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认为先生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先生并且认为先生对思想体系没兴趣。

  萧瀚对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刺猬型/狐狸型分法,源于西方学术传统,有着从古希腊以来的论证传统,这是中国学术匮乏和虚弱的部分。“学术论文的论证虽然是重要的,但那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重要,是说服别人意义上的重要,它是学术公共性的表现,于作者自己,最重要的是思路,是思想的核心内容……先生这些短小精悍却信息量巨大的高质量学术笔记,其价值远高于一般论文,同行之间会使用论证过程检验各方观点是否言之成理,但通常的交流因有同业默认共识,大量的论证过程是完全可以省略的,这就是学术笔记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最有效率地启发同行,催生新的学术成果。”并且,“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

  萧瀚也谈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品格问题。他认为要知世论人。“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

  萧瀚总结道:大家都在集中营里受苦,有人站出来做抗暴英雄,至少应该给掌声,比如对林昭、陆洪恩、刘文辉、粟异邦、龚品梅等;有人附从作恶,若无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于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媒体人萧三匝是最早加入论战的几位。他在《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一文中,引述了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论:“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锺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萧三匝还指出,钱锺书1998年才去世,整个八九十年代都没见他对“文革”公开而系统的批判过,这就不能不说他有些太“冷”了。他认为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洁身自好是其长,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他们的道德文章还能助推我们这个时代吗?在我看来,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

  吴薇在《缅怀杨绛,勿让“鸡汤”冲淡思想与历史》一文中呈现的思考更为复杂。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

  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悼文,通篇赞扬杨绛作为钱锺书遗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为嫁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伟大似的。”

  历史学家雷颐也参与了讨论。他在文章《“聪明、刻薄、干净”的钱锺书》中,提到了被亲自封为“国际战士”的李敦白,也是《选集》英译组重要成员。李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中记述,《选集》英译组成员多数是懂英语的老人,但钱锺书却是少数例外。

  当时李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

  雷文还提到,与钱氏稔熟的李慎之先生,生前几次评价钱锺书先生:“他是个聪明人,刻薄人,但是个干净人。”(文/普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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