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这张合影是中梵关系正常化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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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观察者网2016年10月16日的报道,教皇方济各在10月5日的公开接见中,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苏州教区的主教徐宏根及其率领的朝圣者,这是教皇首次公开接见中国大陆主教,而徐宏根主教是按照中国“自选自圣”程序任命的主教,这使得此次会见更加具有深意。自教皇方济各上任以来,中梵关系快速发展有目共睹,而这次教皇能够同中国大陆按照合法程序选出的主教公开会面,反映出中国对梵蒂冈政策正在日益走向成熟。

  在外人看来,教皇接见中国大陆的主教,更多地是表现出教皇对中梵关系正常化展现出来的极大善意。而熟悉中梵关系史的人知道,此次会见并不是教皇第一次接见来自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人士,而接见的目的也从来没有想象的那么单纯。

  自1958年教皇庇护十二世野蛮干涉中国天主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失败后,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各种联系几乎完全断绝。然而碰了大钉子的罗马教会并没有放弃中国这个潜在的传教市场,千方百计地企图重新树立对中国教会的绝对权威。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而这客观上为罗马教廷向中国教会施加影响,争夺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权提供了渠道。

  而对那一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会而言,一方面,受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中国天主教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难以进行,神职人员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另一方面,一大批解放初期因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人民政权专政的神职人员在那一时期被刑满释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过去反人民的立场,并试图夺回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控制权。这些不利因素使中国的天主教教务陷于一定程度的混乱。而出生于波兰,善于挖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墙角的时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可乘之机并试图加以利用,由此拉开了中国和梵蒂冈在新时期斗法的序幕。

  中梵两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公开交锋就是从教皇的接见开始的。1981年6月6日,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接见了已在爱国会担任职务却前来“述职”的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并任命其为“广州总教区总主教”。虽然若望·保禄二世宣称此举是“对中国政府任命的事后追认”,但是邓以明在政府准许他去香港治病期间违反纪律,以“述职”为目的私自前往罗马,已然反映出他对祖国仍然三心二意。

  而教皇在邓以明已被任命为广州教区主教的情况下,仍然要画蛇添足地任命其为“总主教”(按照天主教法典,总主教必须由教皇来任命,因此中国天主教在三自运动后事实上已经暂时不存在任命总主教的条件)以彰显其“最终决定权”,也暴露了罗马教廷试图重新掌握中国教会控制权的野心。

  面对邓以明背叛祖国以及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时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的傅铁山主教斥责其“挑起第二次礼仪之争”,而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在这次事件后将惠阳教区并入广州教区,任命惠阳教区叶荫芸为广州主教。中国爱国天主教徒以实际行动对罗马教廷实施了坚决的反击,捍卫了国家主权,而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邓以明由于背叛祖国不得不孤独终老,客死他乡,虽然他晚年对自己的行径表有悔意,但他最终还是为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背叛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无独有偶,1989年-1991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而我国在1989年春夏之交也遭遇了。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若望·保禄二世错估形势,以为中国要“变天”,遂故技重施,于1989年在罗马接见了原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1991年6月29日,若望·保禄二世再一次接见龚品梅并高调擢升他为枢机。

  龚品梅由于敌视新中国,组织反革命集团对抗人民政权,迫害爱国教徒而于1955年被捕并依法审判。1985年后,鉴于其年事已高且患有心脏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政府将其释放并准许其1988年赴美治病,而龚本人在改造期间本已对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认识,并在出国前表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然而,若望·保禄二世的接见,使得他以前对祖国和人民的犯下的罪行反而成了他向教廷内势力邀功请赏的资本,这让他对自身行为的认识急转直下。从此之后,龚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教廷内的势力,走上了铁杆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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