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深切怀念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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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元月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离开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我还像往常一样前往机场送行。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大师的诀别。元月28日大师遽然圆寂,噩耗传来不胜悲恸。与大师共事三十多年的友好情谊实难忘怀;大师的音容謦欬宛然如在;大师一生爱国爱民的风范历历在目。特草此文,聊表深深的怀念之情。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俗名为贡布慈丹,1938年藏历土虎年正月初三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农户,封翁古公才旦,尊堂索南卓玛。1941年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认定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取法名为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1949年6月经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批准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8月10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班禅系转世灵童的寻访由扎什伦布寺负责。自从1713年清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后,历世班禅转世还要经中央政府册封,这已成为定制。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只是协助扎什伦布寺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六世班禅巴丹益喜、七世班禅丹白尼玛是经乾隆皇帝批准;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是经金瓶掣签,由清咸丰皇帝批准;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也是经过金瓶掣签,由清光绪皇帝批准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由于与十三世失和,1923年11月离开西藏到内地,1937年12月1日圆寂于青海玉树。噶厦政府不肯承认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的十世班禅,并且另找了一个转世灵童迎请到拉萨供奉。

  1951年2月,我受十四世之命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前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我们于4月到达北京之后,班禅大师也到了北京。我向当时在西藏亚东的去电请示,建议西藏地方政府承认堪布会议厅认定、并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这时扎什伦布寺的代表也前往亚东拜见,我的建议得到采纳。于是,我就以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前去拜会班禅大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班禅大师。我是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中第一个接触十世班禅的人。记得在那年“五一”节那天,我和班禅大师在城楼上共同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我们都感到十分荣幸。从此,开始了我和班禅大师的交往和友谊。

  十三世与九世班禅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仇视和对立,积怨很深,解放以前始终未能言归于好。庆幸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其中第五条写道:“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写道:“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协议规定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互谅互让,弃捐旧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完全符合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愿望。1952年4月,班禅大师回到西藏,正式行使扎什伦布寺寺主的权力。

  1954年和班禅大师联袂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那时也是人大代表。在京期间,毛主席指示“要达到西藏内部的真正团结,必须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来彻底处理未解决的问题。”对以上精神,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我和柳霞·土登塔巴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身份与班禅堪布会议厅代表詹东·计晋美、德仑·次仁班觉具体协商处理噶厦与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关系。经友好协商,双方代表分别向和班禅额尔德尼报告了商谈情况,并与来京各级僧俗官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并报请国务院(第七次国务会议)批准。这样,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到改善,达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真正团结。过去,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统治者挑拨,造成了西藏民族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和,只有在中国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西藏人民才真正实现了内部团结。

  1956年11月,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应邀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在印度的“西藏福利会”阴谋策划留居印度,企图搞“西立”。“西藏福利会”的人活动频繁。当时,我通过詹东·计晋美向班禅大师说明了情况:这些活动是地方政府内部的事,不是针对班禅大师的,切望大师消除疑虑。在印度期间,班禅大师强调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班禅大师任第一副主任委员,我是秘书长。这样,我和班禅大师开始有了工作上的联系。1959年3月,西藏上层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平息叛乱以后,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原地方政府,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大师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我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班禅大师不仅关心西藏的工作,而且系念其他藏区人民的疾苦。1962年班禅大师在视察了西藏和川、青、滇藏区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写了《西藏总的和具体情况以及以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苦乐和今后的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曾征求我对这个报告草稿的意见。我看过草稿以后,向他建议最好用口头形式向中央领导汇报,并言辞不要过激。1962年5月,班禅大师执意上书国务院。后来他竟因此受到批判,以至撤销了职务。当时我曾向张国华同志提出:班禅大师的问题不论怎么严重,不管需要多么严厉的批判,也千万不能撤销他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并且希望张国华同志把我的意见报告中央。那时正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下,班禅大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处理。特别是“文革”期间,他竟身陷囹圄。1974年3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来我国访问。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古奈姆议长和夫人,我奉命作陪。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之前曾向我提出应设法让班禅大师出来工作。我听了当即表示非常赞同总理的意见,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大师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可惜,当时“”当道,周总理的关怀和正确的意图未能实现,至今我仍感到十分遗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班禅大师的领导职务,我们互相协助,配合工作,友谊日深,共同为西藏的建设事业尽职。

  1988年初,班禅大师第五次进藏为拉萨传召法会作准备。临行前我们相见时,我坦率地劝告他:此次进藏,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动气。在西藏,他圆满地处理了传召法会前需要处理的几个重大问题,受到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的爱戴。他从西藏回到北京我们再次相见时,他告诉我:这次我听了您的意见,基本上做到了遇事冷静不动气,我听了非常高兴。

  班禅大师在世51个春秋。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中,他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目睹了在中国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怎样由贫弱转变为强大,各民族由分裂对立转变为亲密团结,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解放以后,他亲身投入了把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班禅大师毕生为之奋斗的正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进步。

  班禅大师真挚的爱国之心是建立在对祖国历史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继承和发扬了历世班禅维护祖国统一、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历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贯维护祖国统一的业绩是史不绝书的。四世班禅罗桑曲结与五世一同领导平息了西藏内乱,并派遣代表主动与清朝中央政权联系。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在世时,西藏屡遭外族侵扰,内部政局动乱不已,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央政权一边。六世班禅巴丹益喜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1780年亲赴承德拜见乾隆皇帝。八世班禅丹白旺秋,他英年早逝,感铭皇恩。九世班禅曲吉尼玛,曾与十三世一起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还积极投身抗日斗争,是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的宗教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前数辈班禅额尔德尼一贯爱国的传统。与大师交往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熟读历史典籍,对祖国的历史是那样透彻的了解,尤其是对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了解得是那样明晰、正确。伟大祖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征战一生,他的后裔建立了大元帝国。也正是这个时候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自那以后,虽然中央朝廷多次更迭,但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以及民国,都对西藏行使了主权。在这个期间,西藏地方政权也几经更替,但是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从未间断。当然,由于中央政权的巩固程度不一,国力盛衰不同;由于西藏地方内部矛盾时烈时缓等因素,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曾出现过一些起落和不正常情况。但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来看,统一是定局。对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尽管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别有用心的人还肆意加以歪曲,但是我和班禅大师曾认真交谈过,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班禅大师在事关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很自然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当天,班禅大师自青海致电主席、朱德总司令,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衷心拥护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师所至,全国腾欢”,“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大师从新中国的建立看出了“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当时,西藏还未解放,大师急切地盼望西藏早日解放。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协议》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平等的根本精神,解决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帝国主义制造的西藏地方与祖国中央关系不正常的问题。班禅大师对推动协议的签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协议的签订,班禅大师非常高兴。当年5月28日,班禅大师和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声明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已经取得圆满的协议,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伟大的祖国大家庭。中国各族人民都为这一重大的事件而欢欣鼓舞。我们是西藏民族,因而有着更加难以言喻的兴奋”。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大军在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同志率领下,胜利到达拉萨,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在这个西藏历史的关键时刻,班禅大师严正反对叛乱,坚决拥护民主改革。特别是自从他受命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期间,日夜操劳,为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为百万翻身农奴的彻底解放和西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来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的胜利为彻底肃清分裂势力、清除“西立”的土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工作做好了,所谓“西立”的活动会没有什么市场的。可惜,由于那以后整个“左”的错误路线愈演愈烈,特别是,客观上给分裂主义者提供了“西立”死灰复燃的机会。分裂势力抬头,内外呼应,西藏又有人打出了“独立”旗号。近十年来,班禅大师依据充分的历史事实,有力有理地驳斥“西立”的谬论,不论是讲经传法时,还是政务活动中,他都屡屡强调要爱国,要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特别是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班禅大师多次表示:“我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对于分裂祖国的行径,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我愿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最大牺牲。”

  1980年以来,多次派代表前来北京,班禅大师一次又一次地接见他们,郑重地劝说他们放弃“西立”的立场。并且直接打电话给晓以爱国的大义。

  1987年至1988年,少数分裂主义者公然在拉萨煽动“西立”,制造了几起骚乱事件。班禅大师多次严厉谴责分裂主义者的这种罪恶行径。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光辉形象必将永远激励着藏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

  我与班禅大师的长期交往和合作共事中,以常听到他讲过这样的话:“民族干部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国,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二是对自己的民族有感情,能为本民族的利益办一些事,被群众视为自己人。”他把热爱祖国与热爱藏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与维护本民族人民群众的各项切身利益,在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对中央关于藏区工作的各项英明决策和大政方针他都是衷心拥护,带头贯彻执行;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违背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发展进步的缺点错误,则直言批评,并积极采取措施促其纠正。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这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确定了的。但是,由于西藏上层中反动统治集团1959年3月10日撕毁了17条协议,发动了武装叛乱,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保护广大西藏人民的利益,中央不得不决定进行平叛,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在这西藏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左倾的现象。1961年,班禅大师、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志来京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后,曾分别到外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大师去了南方和新疆、青海等地,在青海他又了解到那里工作的一些问题。后来当我们都集中来到成都时,一见面,大师就很生气地对我说:青海的工作中问题很多,我要向李井泉书记汇报,还要向中央写报告,这个报告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份《七万言上书》。1962年5月,他把这个《七万言上书》呈送周恩来总理,总理阅后召见我们,说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很重要,你们先不要回去,要研究出纠正的意见。并从西藏召来了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研究。这项工作由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主持,参加讨论的除班禅大师和我以外,还有西藏的领导同志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帕巴拉以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刘春等同志,工作一共进行了一个多月,形成了《加强自治区筹委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和《培养和教育干部》等4个重要文件。这些文件都是针对《七万言上书》中提出的问题而制定的,基本精神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如文件中明确指出:“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明确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筹委和专署(包括所属业务部门)的行文必须使用两种文字,并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的行文皆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寺庙和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和标准:爱国守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提过高的要求”。“细致地又稳又准地对现押案犯继续做好甄别清理工作”,“确实属于错捕、错判的案件,应当一律平反,死了的要恢复名誉”。“不论藏族、汉族、中上层爱国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都一律采取培养教育的方针”,“必须逐步创造条件,使各级政府的负责职务逐步由藏族干部担任”,等等。

  毫无疑问,这四个文件是非常正确的。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途经里河时,夏辅仁同志风趣地说“制定四个文件虽然没流血,但流了不少汗”。大家都希望4个文件能够得到认真贯彻,左的倾向能够得到尽快纠正,西藏工作在新的基础上能够前进一大步。我们一到拉萨便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大师负责落实宗教政策的小组,我负责纠正平叛扩大化的小组。不幸的是,我们的工作开始不久,风云突变,国内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传遍了全国各地,《七万言上书》被认为是“农奴主向我们进攻”。贯彻四个文件的工作被迫中断。此后班禅大师也因此而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班禅大师虽然遭受了那么大的冤屈,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初衷。他重新工作后多次说过:“与老一辈革命家们所受到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党中央已经给我彻底平反,使我在政治上获得第二次生命,得到了为全国各族人民和藏族人民服务的机会。”“我恳切希望大家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向前看,互相谅解,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并肩携手,共同为四化建设出力。”近十年来,为了作好工作,班禅大师几乎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和整个藏区,以极大的热情宣传党对藏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关怀藏区各项建设事业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对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对促进藏族地区的繁荣进步作出了贡献。他十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经常强调要“按照宪法和法律充分地正确地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强调要“加强藏族和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藏族内部的团结”,“不要分前藏、后藏、康区、安多,都要团结”;十分重视藏传佛教的昌盛和进步,维护寺庙和僧尼的合法权益,并致力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经验。班禅大师特别重视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多次讲“小学主要教民族语文,中学可以本民族语文和汉文同时教”,“建议建立一所藏文大学”,“招工招生要考试本民族语文”,“一个民族干部如果连自己民族的语言也讲不了,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政策、讲政治,怎么能行使自治权!?”1987年我想利用西藏召开人代会的机会对在西藏使用、学习藏语文作些促进工作,争取搞出一个法律性文件。但我走得很急,来不及就此事与中央领导同志商议,就委托比我晚离京赴藏的班禅大师先向中央谈一下。班禅大师便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谈了我们的想法,赴藏后我们又紧密配合,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学习、使用、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目前,这一规定正在逐步实施中。

  同志说,班禅大师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他离我们而走了,但他的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高风亮节,热爱藏族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崇高品德和深入下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留给了我们。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班禅大师的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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