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拔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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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妻可恕,杀人难容,大卫的罪行是绝对的,无庸多说,倒是耶和华的反应更值得深究。《圣经》是这么说的:“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的惩罚,是让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死去。但也仅此而已。大卫的王座依旧稳固,更重要的,耶和华还是让大卫与拔示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并使他,即所罗门,继位为王,成为以色列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国王。对于此事的结果,耶和华平时口口声声的公义何在呢?大卫、所罗门父子统治时期,是以色列最强盛之时,也是耶和华最荣耀之时,耶和华与大卫父子之间,可以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

  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是从张彻执导的《刺马》那里来的,三位结拜兄弟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分别与马新贻、黄纵、张汶祥对应,赵妻莲生则与米兰对应,只是《投名状》完全转移了《刺马》的重点,也改变了《刺马》的基调:极力突出了天下苍生和宏大政治的主题,淡化了八卦私情和江湖道义的主题,由此,反面的马新贻就成了正面的庞青云。

  作为历史事件的“刺马”,牵涉湘军与清室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必深究;作为民间传闻的“刺马”,要点则是马新贻为夺黄纵之妻,藉其强势的权位,设局置黄于死地——— 因此,才有了“刺马”那一幕,即张汶祥出于兄弟情义,怒而刺杀马新贻。而《投名状》对“刺马”故事的改编,意图以公共的善掩饰私人的恶,我以为并不高明。

  关于“刺马”事,论说已多,在此不拟多言。仅抄邓之诚日记一段:“萧估送王荣商《槐窗杂录》。荣商,镇海人,丙戌翰林,甲午大考二等第一,升侍讲。此书多纪乡里鬼怪事。于张文祥,云:与熊、沈同为捻子(按:捻军),降马新贻。熊有三妾,皆殊色,为马所艳,文祥劝熊以妾予马,熊不肯。马使之至豫公干,而致书豫抚立斩之,兼及沈。文祥亡去,誓为熊复仇。一次伪为营官,谒马,马觉,端茶送客。一次在扬州舟中,恐一击不中,马抱幼子,熊妾所生也,忽黑云过顶,堕水死。马既被刺,熊妾已先死其一,马妻谓二人曰:不死,将侍质公堂耶?乃吞金死。所述甚委曲近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册页883)此系“刺马”案传说的一种版本,以其罕见,前人或未称引,故录于此。

  说起来,“刺马”式的故事并不孤立。在我们更熟悉的《飞狐外传》里,福康安与马春花的纠缠,就是颇为类似的故事:福康安是清室大员,乾隆红人,跟飞马镖局总镖头马行空之女马春花本有私情,后来他手下商宝震杀死马氏的丈夫,让他终携美人归。书中第十三章有这样的对话:“胡斐脸色一沉,道:‘如此说来,他打死徐铮徐大哥,是出于福大帅的授意?’秦耐之忙道:‘那倒不是,福大帅贵人事忙,怎知马姑娘已和那姓徐的成婚?他只是心血来潮,想起了旧情,派 几 个 当 差 的 南 来 打 探 一 下 消息。……’”———“刺马”一事,为晚清著名公案,几乎可以肯定,金庸不会不知道。那么,我猜测,金庸在此处可能就是借用了“刺马”的情节,不过作了微小而重要的改编,没有让福康安手上沾血,成为马新贻那样的元凶;但描写秦耐之的“忙道”两字,似不无言外之意,假若福康安完全没有嫌疑,对于胡斐的质问,其手下又何必急于替他撇清呢?

  “刺马”也不仅是故事而已。往前,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事,据《资治通览》卷一百一十五:“珪如贺兰部,见献明贺太后之妹之美,言于贺太后,请纳之。贺太后曰:‘不可。是过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夺也。’珪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清河王绍。……”这当然可算作“刺马”案的先声。往后,有民国李烈钧事,据陈巨来《李烈钧与华夫人》谓:李任江西都督时,招其同学兼密友龚某任副官长,见龚某夫妇合影,其妻美艳非常,就借故派遣龚某赴福州,同时密电福建都督孙道仁,以出卖机要文件给袁世凯政府的罪名将龚某处死,随后就将龚的遗孀华氏收为别室(见《安持人物琐忆》)。同样是遣去公干,借刀杀人,更活脱脱是“刺马”案的翻版了。陈巨来忆事颇有信口开河之处,此事在情理上亦有疑窦,只是他称这位华夫人与其家族有旧,姑且暂信其有。

  对于此类秽闻,中国人也不必特别觉得惭愧,我相信,这样的人性恶,尤其是作为统治者、作为大人物的人性恶,是不分古今中外的。事实上,“刺马”式事件最著名的先例,属于古以色列人。

  据《旧约·撒母耳记下》载,大卫王垂涎其部下乌利亚之妻拔示巴的美色,与她私通,并让手上安排忠勇的乌利亚到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如此,就年代来说,“刺马”式故事应称作拔示巴式故事才更恰当。

  夺妻可恕,杀人难容,大卫的罪行是绝对的,无庸多说,倒是耶和华的反应更值得深究。《圣经》是这么说的:“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的惩罚,是让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死去。但也仅此而已。大卫的王座依旧稳固,更重要的,耶和华还是让大卫与拔示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并使他,即所罗门,继位为王,成为以色列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国王。对于此事的结果,耶和华平时口口声声的公义何在呢?大卫、所罗门父子统治时期,是以色列最强盛之时,也是耶和华最荣耀之时,耶和华与大卫父子之间,可以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卫之恶就被纵容了,公义就被放逐了,是这样吗?(不过,另一方面,以色列人不为尊者讳,将其伟大先王的丑事笔之于书,真有“良史”的精神,这一点倒很值得敬佩。而《旧约》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也更显得可贵。)

  总而言之,大卫王之于拔示巴,拓跋珪之于贺氏,马贻新之于米兰,李烈钧之于华夫人,是大同小异的恶。这是人性之恶,也是权力之恶。拔示巴式的故事总会出现,因为大卫王式的人物总会出现。正如吉本片面而深刻地指出过的:“说穿了,历史往往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已。”是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他的话添加几个字眼:说穿了,历史往往不过是人类不断重复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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