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潜:蜕变为特务头子的无耻叛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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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委员会”没有效果,郭潜心有不甘,为了能做出“成绩”,他的手法由心理作战发展为人身攻击,编写出了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从这些工作开始,郭潜却成为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到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主持的所谓叫‘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党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五十五名进步学生。他的卖力于事无补,1948年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中选派了一名叛徒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下来,郭潜还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出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到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这也是对他参加中统后,多年尽心竭力做好特务工作的回报。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特务机关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之事。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他辞职的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郭、沈二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伏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是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在台湾众多的情报机构里是专门研究大陆问题的。郭潜到这里工作后,开始以教授、专家的面目出现,就中共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

  1969年,署名为郭华伦的四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征引资料丰富,大量采用了由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由此书第一次公开,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外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甚至连远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从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资料。《中共史论》还使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尤其特别的是引用了来自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陈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从1927年到1942年期间,很多重要史实的见证者都有他,但这位陈然先生此前不见诸中共党史记载,却在书中作为史实的重要见证者频频出现,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陈然先生”究竟是谁,一时间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问题。郭潜的门生、在李登辉和时代担任过顾问的曾永贤回忆:“有一次,我在东京开会时遇到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他看过《中共史论》,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认得。我告诉他:你问对人了。他就问我‘陈然’究竟是谁,我回答:陈然和郭华伦是同一个人。”把自己的见闻假托为一个虚构人物“陈然先生”的回忆,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说是郭潜的创造。

  《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也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五十二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终于通过扎实的研究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潜的恶毒攻击触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是促成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其实郭潜也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立场而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甚至把“文革”时期小报上刊载的文章当作“中共公布”来使用。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12月会议时,按他的爱开列名单的习惯,又列出会议决定的调整人员名单,书记处应为五人,他列了九人名单;他列出的十二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八个是错误的。而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著的《台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不免降低。

  即便这样,郭潜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晚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自从叛变以后,他数十年坚持顽固立场,却眼见得中共越发强大,对他也不免有所触动。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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